来源时间为：2018-01-07
冷暖_公益女律师讲述：被性侵的孩子，做沙盘游戏时总是会把玩具模型埋在沙下至：(8)(1)收藏来源：上观新闻作者：栾吟之2018-01-0706:42摘要：这是一个关于孩子的沉重的话题——
【小编说】
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组织评选的本届“慈善之星”即将出炉，我们聚焦这些慈善公益人士，感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生于1980年的张玉霞律师，是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她符合很多人心目中典型的“公益女律师”——精力充沛，犀利热情，具有专业素养，同时也没有丧失率真。
近八年多来，她承办了1000多起法律援助案件，为超过一万名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时间超过5000小时。忙案子之余，她还有很多社会职务，比如上海市律协社会公益和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志愿者，上海市助残律师志愿服务团副团长、静安区女律师联谊会理事等等。此外，她还有全市首家以律师命名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业化机构“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她平时最少谈及、最隐秘的公益项目：为年幼的被性侵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儿童性侵事件，距离我们有多远？
谁能想到，刚满五岁的男孩，会被穿制服的叔叔性侵而导致大小便失禁；谁能想到，当女孩鼓起勇气把受侵害的事实告诉妈妈，却等来一句“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脏？”……
接手过数十起性侵案件的张玉霞，一直在目睹着这样揪心的事情发生，感受着孩子的恐惧和整个家庭的伤痛。
这也是她每天只睡四小时，在忙案子之余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法律援助、心理咨询上的原因:“我也不是不需要休息，更不是圣人，只是必须得到帮助的人，实在太多了。”
在向记者讲述这些事情之前，她犹豫纠结许久，生怕讲述的事会透露那些孩子和那些家庭的隐私，让他们的生活状况更加艰难。但她思来想去，用隐去所有会暴露当事人特征和信息的方式来讲述案例，希望这些恶劣案件引发的严重后果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讲述】
（一）“他穿着制服猥亵5岁男童，这类性犯罪分子很难从良”
我希望法律重判那些猥亵儿童的坏人。
或许，当律师不能太感性。从法律专业角度来说，律师诉求的不应该是“重判”而是“公道”,让一个人受到其应得的惩罚。但我想，一个人除了忠于自己的职业,更应该做一个富有情感的人。
那起案子的受害者是一名刚刚5岁的小男孩。三年前，从我第一天接触案子开始，我就决定不放过那个加害孩子的人。
他在男孩母亲上班的商务楼工作，平时穿着威严的制服。他哄骗孩子“我和你妈妈是熟人”，用各种理由把孩子骗到墙角，拉扯他的生殖器，用工具抠挖他的肛门，还用手机拍照。在施害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孩子一直大小便失禁，经医院诊断为心因性后遗症。更严重的是，孩子产生严重心理问题，看到警察、法官等着制服的人都会惧怕得发抖，不敢去黑暗的地方，畏惧密闭无窗的空间。
恶劣的是，这个人百般抵赖，矢口否认自己做过的事。幸好孩子的妈妈很勇敢，她第一时间要求调取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作为证据，一直不依不饶追求着事件的真相，最终把施害者送上法庭。
我担任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律师。庭审中，被告人始终不认罪，一直自称“我在和这个孩子玩游戏”、“我以为他也乐意这么玩”，还推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辩护律师也极力避重就轻。我反复在法庭上强调，如果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为啥每次都要避开其他人、把孩子带到角落？为啥每次都要提醒孩子“别告诉妈妈”？我一定要让法官意识到，这就是一种变态行为。
最终法庭采纳了公诉人和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让被告人受到了应有的刑事处罚，给孩子的父母带去一丝安慰。
但我很快有新的担忧:这样的人，出了监狱后会怎么样？还会不会再次加害别的孩子？
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不同于其他罪犯，这是一种特殊性癖好，是一种心理问题甚至是心理疾病，并不是通过限制几年人身自由就能够改善或者治愈的。
目前，国内并没有相应法律法规公布性犯罪分子的个人信息和受刑罚记录，也没有设置行业门槛，比如杜绝让他们从事与青少年有关的教师、运动教练、保育员等职业，避免他们与孩子接触。
我一直呼吁立法部门能够出台一部中国版的《梅根法》。1994年，一个名叫梅根的7岁美国小女孩被住在她家附近的邻居一个绑架和奸杀，案发后大家才发现这个叫杰西的邻居是一个性惯犯，曾两度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两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梅根法案”，规定将正式建档的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网上以供读取，而且此等罪犯被释放后备案存档。
事隔10年左右，这部法案又有了进步，大约有35个州已经通过互联网张贴了性侵犯者的照片，以便保护周边邻居。阿拉斯加州做得最充分，还公布刑满释放人员的住址、工作单位以及开的什么车。而且重复犯罪者必须每90天去警察局报到一次，如果他们留了胡须或外貌上有任何改变，也要通知警察局。
我国司法机关很注重保障犯罪分子的人权和隐私，服刑人员在受到应有的惩罚后理应有机会获得重生。但性侵犯罪分子作为一个特例，不同于其他刑满释放人员，应当采取特殊对待方式。比方说，通过社会安置帮教协会适当延长帮教期限，并提供特殊心理帮教；同时，通过社区矫正中心采取配戴电子镣铐等方式，进行隐性追踪监控，并社区内予以告知。
（二）“妈妈说女儿‘脏’，许多孩子正遭受家庭二次伤害”
每次接手孩子被性侵的案子，我都觉得虐心无比，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害孩子父母的态度。前面那个案例里我说过，小男孩的母亲很棒，她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一方面安抚孩子的情绪、把对孩子的伤害降低到最小程度，一方面勇敢地和施害者抗争。其实，这并不代表她真的无所畏惧、不在意社会舆论，事情发生以后她还是换了工作搬了家，不想让周围人知道这些事。
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是做到这些。另外一起案件中，10岁小女孩被弄堂口开烟纸店的中年男子盯上，有一次跟到家里来实施猥亵。事发后一个月，小女孩才“轻描淡写”地吐露这件事：“妈妈，告诉你一件很有趣的事，那个伯伯脱了裤子，给我看到了他的器官……”妈妈听了五雷轰顶，第一反应竟然是大发雷霆打骂孩子，这件事以后，她不止一次发脾气骂孩子：“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脏！”
这个小女孩太可怜了。她以前学习成绩很好，这件事说开以后就性格大变，常常梦游、裤子也不脱就坐到马桶上，半夜里经常哭闹，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
我对这对母女进行心理干预时发现，这名单亲妈妈是典型的女强人，她生在农村，一路上超级努力成了学霸，考上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大企业，现在已经做到了高管职位。但她感情道路并不顺利，生下女儿后不久就离了婚，此后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让女儿学钢琴、学跳舞、学主持等等。她自己说，女儿本来可以成为“完美的小天使”，现在一切都完了。
这样的家长绝对不在少数。现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依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性侵这件事。孩子在受到这种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无法理解、无法同情自己，那对孩子来说真是一种致命打击了。
在我援助的很多案例中，受害孩子大多有一个共性。我也会经常使用沙盘游戏用来给受侵害孩子进行心理治疗，让孩子在沙盘中自由放置微缩建筑物和人物，用来探索他们的心理世界。不像许多正常孩子会兴致勃勃摆放一个色彩斑斓的沙盘世界，受过性侵的孩子，往往会把各种模型埋在沙下。
还有一类孩子，在遭到性侵后表现得特别平静，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曾经有个8岁女孩，用一种成人般的理性口吻对我说：“阿姨你放心，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那件事情交给爸爸妈妈去处理……”这种口吻让人深深担心。
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需要接受长期心理辅导，我也常常告诉他们的父母，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变化，一定要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加倍给予关注与呵护。曾经遭遇过、甚至听闻过性侵事件的孩子，可能已经丧失了对每条街道、每列火车、每个学校、每个“制服叔叔”和“和蔼爷爷”的基本正面期待。好比一个人拿起一颗红苹果，本该张口咬下去享受清脆甘甜，可现在却深深害怕咬到虫洞、吃到一条可怕的虫子。这种恐惧，也许会陪伴一生。
（三）“‘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缺乏共情阻止反抗步伐？”
不久前，有一部反映幼女性侵题材的小众电影《嘉年华》上映，里面能看见一些我接触的案例的影子。小学女生小文和小新被某民间商会会长性侵，事情发生后，受害者父母、事发宾馆经理与服务员、派出所民警、医院鉴定医生、性侵官司律师等等，众人对此事的反应各不相同。明显的对错面前，很多人都不去做符合正义、道义与法律底线的选择。
片中宾馆服务员小米有句台词：“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同为女性，她却以漠不关心的确定口吻说出这句话，转而还去以此勒索。缺少共情，可能就是很多人退避三舍、沉默不语的理由，也是反抗性侵步伐缓慢的重要原因。
女性应该是最容易产生共情的群体，就像是只有男法官、男陪审员、男性辩护人的性侵案庭审现场，绝对与有女性法官和律师参与的庭审，气氛完全不同。而即便如此，许多女性面对此事的态度也依然“冰冷”。一些受害者的亲友，会对这个家庭指指点点，在背后说“这孩子已经完蛋了。”还有的学生家长会告诫自己的孩子，别和被性侵过的孩子一起玩，因为他/她有过不好的经历。倒是像我们这样的女性法律工作者，会对受害孩子及其家庭特别关爱，就像电影里的女律师给躲在厕所里的女孩披上衣服，那一刻，这个色调冰冷压抑的电影，才让人觉得有一点暖。
其实这种情况不能怪罪于社会大众。人们并不是出于一种畸形的不盼人好的心态，而是我们仍旧身处于一个性侵事件多发、但大多数未能转化为案件的社会，性教育缺失、性别歧视依然严重、性犯罪因立法和执法不善而难以得到严惩。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新闻报道还是法律层面，善恶、真假、对错并没有被分明落实。
大片灰色地带导致的阻滞，致使无辜的孩子在受到身心重创之后，又再次受到指责、漠视和二次伤害。也是这种阻滞，又让社会错失了每次悲剧所能激发的反思与改进。比如公众对性教育的接纳与重视，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两性平等的推进，对受害者的尊重、理解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