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婴儿奶粉广告，印制于公司发放给客户的交易卡上。实物现藏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跨越差异的女性团结和互助，
是否可能实现？
我并非想简单地说，由于国情不同，《母乳主义》的结论在中国不适用。事实上，我们这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大多是从《西尔斯怀孕百科》、《西尔斯亲密育儿百科》、《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这一类文本，以及基于这些共同文本和理念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学习育儿，习得母乳喂养知识的。我们也利用吸奶器这样的生产力工具，来兼顾工作和哺乳。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美式母乳主义的一部分。所以，书中重新检视论证母乳益处的医学研究基础，揭示哺乳如何被替换成了吸奶，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建立在某种未经省察的神话之上。比如我们盲目相信权威机构“母乳最优”的结论，而没有阅读医学研究的一手文献。琼格发现，在美国，政客们正是选择性地利用了这些研究，正当化将母乳喂养作为公共卫生问题来管理的政策。
琼格是一个政治学者，专长是研究身份政治。所以，她特别注意到母乳喂养成为一种区分“我们”和“她们”，“好妈妈”与“坏妈妈”的准绳。正如前面所言，《母乳主义》一书的副标题清晰表明了女性主义者对这样的局面负有责任。有趣的是，中译本因地制宜地改写了副标题（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把重点放到了个体的自由选择上。封面上写着：“母乳，真的是你最好的选择吗？母乳，真的是你唯一的选择吗？母乳，真的是——你的选择吗？”这体现了两国在接受上的主要差异。无独有偶，在上野千鹤子的学术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译本的腰封上，醒目地写着：“全职妈妈是一个好选择吗？家庭和职场，女性的最佳选择究竟为何？”
这样的提问，不仅把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化为生活指南，而且预设了这些问题是单选题，在排除掉错误选项后就有标准答案。“如果母乳喂养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喂奶粉？”“如果家庭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不结婚？”事实上，美国的女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正是僵化成为一种“母乳主义”的教条，封闭了讨论的空间，冻结了选择的可能。
在中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互联网上声量较大的女性主义流派，持这种立场的女性，是可能从“不要干涉我的选择”的意义上成为《母乳主义》的读者的。问题是，女性之所以丧失选择权，表面上看，它是公权力介入了私生活，但实质上，它是将公共责任转嫁到女性个体身上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你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美国，母乳喂养成为社会共识，仅仅是因为它是那只好捏的软柿子。资本主义给不了美国女性产假，但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可以给女性一只免费的吸奶器。劳工权益没有增加，道德义务却被强化。向内坍缩到“不要管我，我高兴就好”的个体选择并不能改变这个权力结构。
琼格其实揭示了在晚期资本主义，一切都成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在美国，跟母乳喂养配套的生活方式包括“瑜伽、农贸市场、公平贸易咖啡、布尿片、自制婴儿食品，等等”。而这种选择带着政治正确的道德进步主义属性，道德进步主义不是道德保守主义的反面，而是某种“轮流坐庄”的权力结构。在母乳喂养兴起的过程中，社会权力结构没有被撼动。支持人工喂养的“黑历史”无损于科学主义，它摇身一变，就可以在母乳喂养的议题上重获权威。资本主义也不存在于特定商品中（比如引发抵制雀巢运动的雀巢奶粉），而是一切都可商品化（包括母乳）的制度。
现在，一些女权主张有着明确的道德要求，或许可以称之为女权原教旨主义。不符合这些道德要求的女性，在网络上可能会因其“愚昧”“落后”而饱受自称女权主义者的攻击。《母乳主义》一书给我们的警醒，恰恰在于当女性主义退化为一种党同伐异的道德规训，就会异化为压迫女性的力量。女性主义只有因应情境对宰制的结构保持批判，才能成为女性不断解放的思想资源。
在今天，不同的身份政治实践让女性越来越分化，那么我们还能不能超越原子化的个体选择，想象一种跨越差异的女性团结和互助？不结婚的女性能不能支持被家暴的女性？不生育的女性能不能支持要求延长产假的女性？不哺乳的女性能不能支持要求设立母婴室的女性？已婚已育的女性能不能支持单身的姐妹？母乳妈妈能不能支持喂奶粉的妈妈？这是女性主义者要回答的问题。
撰文/黄微子
编辑/李永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