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学育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联系
我这几年在关注育儿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家政公司会提供这种商业化的育儿服务。过去更多的是精英家庭去购买这种服务，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工薪阶层在面临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困境时也选择借助这种商业化的方式。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在育儿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语——科学育儿。家政公司在培训从事家政劳动的女性时向她们灌输科学育儿这个理念，再由这些女性为城市家庭提供相关服务。
1、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理想
“科学育儿”这个概念在民国便已经出现，那个时期育儿是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中国，对内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对外帝国主义不断地向我们倾销商品，从我们这里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面对内外困境，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重新思考育儿的理念。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引导下，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提出在引入science时也要改变育儿行为和关于育儿的观念本身。于是他们提出了“强国保种”，即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要摆脱弱势地位去发展，就要生育出、培养出强健的后代，因为强身强心的后代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时期引入了很多西方的教育理念，包括生育的科学性，把核心建立在拓展人的自由，以孩童为中心等。而且提出了女性在现代化理想中也要承担在现代化中的角色——“国民之母”，即倡导女性要承担起生育的责任。他们认为女性不仅为个人生育，还要为家族生育，更要为中华民族的富强生育。
2、国民政府推动的“新生活运动”
我们会看到，对现代化的追求塑造了关于生育的理念和制度。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但是新生活运动非常吊诡。因为一方面它鼓励女性走出去，去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它让女性受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实现自我而是返回家庭，从而更好地教育孩子。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作为实践与生育息息相关，也形成了一种性别规范，这些实践与现代化想象有很大关系。
3、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科学育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除了要在全球竞争下发展经济，提高国力之外，还包含着社会主义想象，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词对我们来说耳熟能详，但我们今天思考这句话时可以发现它背后所反映出的政治意涵，也体现了生育的价值。“社会主义接班人”是非常重要的劳动者。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富强，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生育成为支撑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当时为了更好地解放女性劳动力，政府办了很多公共育儿机构，国家承担了大量育儿社会化的责任。女性从生育中解放出来，她们也可以更好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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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化转型现代化项目下的科学育儿
1979年之后，我们面临着市场化转型。这一时期，我们发展经济的总体目标并没有变。在引入市场化转型之后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一切投向市场，这个理念直到今天对我们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育儿的方式从由国家承担慢慢变成通过市场化、商品化来解决，即育儿从社会化退回家庭之中，很多家庭通过市场购买育儿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也形成了另一种文化——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在这时候又变成了劳动力，并且是可投资的劳动力，所以通过教育对人进行投资，就意味着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方式提高它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质量。
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得育儿成为一种家庭投资。人们担心，在许多福利被市场导向承接之后，今后的家庭安全或者人年老之后就不会再受到社会化福利的保障，所以就通过市场行为——医疗产品、教育投资等来寻求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养育孩子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成为了一种投资。许多家庭出于自愿或不得已都要购买教育，来让孩子出人头地或实现阶级跃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家庭带来保障，由此变成一个循环。
今天社会上的话语往往都是一种资本投入的话语，包括“素质”都是可以通过教育而进行投资的。所以很多家庭为了给孩子提高素质教育会选择用最好的资源，即花钱购买优质的育儿教育服务。那么随着社会化育儿的逐步褪去，这种育儿的市场就形成了，市场上出现了多种打包好随着准备出售的育儿商品。育儿又变回了个人的购买行为。
五、“科学育儿”成为一种商品
个人购买行为的背后是巨大的市场转型，也是公共服务的逐渐消弭。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科学育儿商品的打造，让我们陷入了新的困境。在城市工作的母亲陷入了工作和育儿平衡的两难境地。当社会化育儿回归家庭，市场又鼓励女性将更多时间投入工作中时，就导致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焦虑。
在育儿被当作家庭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时，我们又会发现这种投资是需要不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因为背后永远有竞争，谁的投入更多，谁的产出就会更多，于是大家都陷入这个不断竞争的怪圈之中。随着育儿在市场中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城市母亲作为个体又陷入育儿的焦虑中。话语把错误推到个体的母亲身上，指责母亲没有给孩子好好投资。除此之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育儿知识的传入，西方心理学知识的传入都在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母亲的重要性，而这些都会进一步加重母亲们的焦虑。
那为什么要不断地对育儿进行投资？家庭投资到底是为了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生育和育儿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被遮掩了。育儿的困境被掩盖成个人的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人们只能不断地工作，从而获取更多的薪资，由此在市场上购买商品。这种循环将困境进行转移，转移到了低阶层的女性身上。今天，大量农村女性离开自己的家庭，去承担商品化育儿的劳动，而她只能靠家中的老人去落实自己的育儿工作。试想，若是老人年岁太大或者生病，又有谁可以解决低阶层女性的育儿需求呢？
市场不断生产科学育儿的产品，进行科学育儿的培训，宣言科学育儿的知识，这些都会影响和塑造农村女性的育儿观念。在我所接触到的家政工群体中，很多女性在最初接触这些育儿知识时会陷入自责的困境。以往育儿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过程，但是在今天西方育儿理念（如崇尚儿童中心，创造宽松环境）的碰撞下，她会出现许多自责和不安。也有一部分家政工女性开始学习家庭投资，并将这种投资投入到孙辈上，让孙辈将来在市场上拥有竞争力。
六、尝试解决困境
整体结构的固化是无法通过个人单独的力量去打破的。当我们都被卷入这种困境之中时，我们需要反思，需要社会实践，需要共同去讨论和梳理。
1、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实践
我们追溯历史，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主义国家都对育儿的公共化或社会化进行过尝试。后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很多国家公共化的育儿逐渐消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做过许多尝试去阻止这样一个过程。
例如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特、谢尔玛·詹姆斯、西尔维亚·费德里奇等。她们在20世纪70年代为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取消家庭津贴这一政策发起了“家务工资运动”（WageforHouseworkCampaign）。她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阻碍，并且费德里奇自己也认为她们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她们曾经努力争取过。
2、在分配领域重构生育的公共性和社会性
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一部分普惠公办育儿机构的重建。我们要思考，这种普惠的公办育儿机构与我们49-79年的公共化育儿有何不同？这种普惠育儿机构的运行状况如何？是可以让更多人受益还是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分配领域去重构生育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我们能不能倡导和重新呼吁国家层面以津贴或公共育儿机构的形式去承担一定的育儿责任？现今存在不少母亲们之间的互助，她们在小范围里采用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但这种互助可能基于某个阶层，甚至可能局限在某个社区之中。那我们是否能实现跨越阶层的互助？台湾地区的蓝佩嘉老师在她的书《拼教养》中提到，台湾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跨越阶层的家庭互助实践。这种互助方式是否存在局限？我们还能从49-79年的经验里梳理出什么值得继续提倡或发展的内容呢？
《拼教养》书影
3、重塑“生产-再生产”的关系
我们要重新思考“生产-再生产”本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她们不把“生产-再生产”分开看，不把一个人的工作和生养分开，不把劳动和家庭分开，而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因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是以二者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今天我们把太多关注点放在生产上，也就是“有酬工作中心性”。往往政策指向促进就业，激励人们不停地工作，而大家都在超时加班却还是很难养家糊口。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每天工作10小时却还是不能很好地养育孩子？为什么还是无法支付昂贵的生育养育费用。当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人们甚至没有时间留给再生产，留给生育。我们要对此进行反思，然后再从反思的基础上去探讨有什么改变的可能。
4、打破育儿市场化的迷失
今天的育儿观念也需要我们的反思。育儿作为一种家庭投资，就像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黑洞。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今天的社会里，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反思，并呼吁想象一种社会主义生育观念。我们可以一边尝试实践，一边推动政治经济分配领域变革，去重塑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
最后想跟大家一起讨论探索困境的出路，我相信能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经验，反思当下，去尝试，去实践，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探索。我相信改变这个困境也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