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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现代音乐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讨论,从未停止

发布日期:2020/5/2 17:11:13 浏览:491

来源时间为:2020-04-25

有关现代音乐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讨论,从未停止

2020-04-2513:44:20新京报

当下国外疫情严重,演艺场所纷纷关闭,但音乐演出并没有变得匮乏。4月19日凌晨,“同一世界,团结在家”线上特别慈善演唱会开演,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柏林爱乐乐团等在官网发布了演出视频,传达团结的力量。透过音乐,我们同样得以重新回顾20世纪的历史。

原作者丨亚历克斯·罗斯

摘编丨彭镜陶

音乐和社会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国外疫情严重,演艺场所纷纷关闭,但音乐演出并没有变得匮乏。北京时间4月19日凌晨,进行了八个小时的“同一世界,团结在家”

(Oneworld:togetherathome)

线上特别慈善演唱会刚刚落幕,先后有百余位音乐人献唱。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悉尼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柏林爱乐乐团等也在官网上发布了免费的演出视频,让疫情期间居家的观众们也能感受到音乐的魅力。音乐人们为医护人员和抗疫中的人类社会打气,在表演中表达了人类共同面对灾难时的团结。

关于现代音乐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讨论从未停止,在欣赏伟大的音乐作品之外,这些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和宏大的音乐史也值得我们去了解。在《余下只有噪音》一书中,《纽约客》的杰出音乐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通过讲述音乐,重述了20世纪的历史。《余下只有噪音:聆听二十世纪》讲述了那些音乐家特立独行的人格,他们抵制对古典主义的过去的崇拜,与广大民众的冷漠作斗争,并违抗独裁者的意志。无论是用最纯净的美来吸引听众,还是用最纯粹的噪声来打击听众,作曲家们一直都洋溢着当下的热情,拒绝古典音乐作为一种式微艺术的刻板印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维也纳到20世纪的巴黎,从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俄罗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纽约市中心,罗斯将20世纪的历史及音乐编织在一起,在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与更广泛的文化之间建立了启示性的关联。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美]亚历克斯·罗斯著,郭建英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罗斯福时期的美国音乐

40年代初,欧洲大陆从马德里到华沙均陷入苏联、纳粹德国,以及它们各自卫星国的掌控。文化名人成群结队到美国寻求避难,他们的经历构成莫大讽刺。欧洲人一贯视美国为愚蒙不化的草莽之邦,崇拜金元的狂徒把马勒提早逼进了坟墓

(至少马勒夫人这样指控)

。随着欧洲被极权主义政权控制,美国出人意料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后希望。社会活动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活跃分子梅耶尔·魏斯伽尔在发给奥地利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的电报中这样说:“希特勒不要你我要你。”20世纪早期的主要作曲家有很多人来美国定居,那中间有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拉赫玛尼诺夫、魏尔、米约、兴德米特、克热内克、艾斯勒,等等。原来活跃在巴黎、柏林,和前圣彼得堡的艺术家社团完整地在纽约与洛杉矶的社区中重新组建。阿尔玛·马勒自己也成为难民一员,与她最近完婚的丈夫弗朗茨·韦尔弗一起,翻越比利牛斯山,逃离遭受德国入侵的法国。1940年底,她已经住进了好莱坞山庄的洛斯提洛斯路。

斯特拉文斯基属于白俄,艾斯勒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像类似他们这样差距很远的人物都可以在美国找到自己临时的家,这是对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推行的包容精神的肯定。罗斯福自1933年起任总统直至1945年死于任上。虽然出身上层社会,罗斯福却兼有着民众领袖气质,他体现了美国文化的所谓“中游”文化理想,也就是相信全速运转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仍然可以兼容欧洲形态的高等文化。

早在1915年,评论家范·威克·布鲁克斯就批评美国陷入一种不良两极分化,即所谓“高端”文化与“低端”文化的对立,或者说是“学究式咬文嚼字与市井间俚语粗话”的对立。他呼吁发展中间道路的文化,将精神实质与传播功效融合在一起。在30年代,中游文化成为美国举国通行的消闲方式:收音机里播送的是交响音乐,好莱坞的影片中点缀着文学情节,每月读书会向读者推荐托马斯·曼的小说。

欧洲才华涌入和美国本土作曲事业蓬勃发展在时间上正好重合。拉尔夫·沃多·爱默生在1837年就告诫美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要效仿欧洲名家。到了1940年代,正当欧洲名家们研习如何对付美国的入籍考试之时,美国的青年作曲家们已经开始找到自己的声音。阿隆·科普兰写出作品讴歌荒蛮大西部、亚伯拉罕·林肯、斗牛会,以至于墨西哥的沙龙。科普兰与塞缪尔·巴伯、罗伊·哈里斯、马克·布利茨坦及其他怀有相同抱负的同行一起,借助广播、录音、电影等手段,甚至借助出人意料来自美国政府的支持,将艺术推广到新的大众群体。1935年组建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实施规模庞大的联邦文艺项目,据称在这个过程中,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就有人数达九千五百万的观众参加“联邦音乐计划”举办的各种普及介绍活动。有迹象表明,广大民众开始占据这一长期以来仅属于上层社会的艺术形式。

这也就是为什么1936年布利茨坦在写给《现代音乐》的题为《来吧!广大听众》的文章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广大民众终于进入到严肃音乐领域里来了。是广播促成了他们的到来,是介绍会,是夏季音乐会,是日益增加的兴趣,是很多很多因素促成了他们的到来。我们实地感觉到艺术和整个世界在向前进步。到现在它已经势不可当,聚集了如雪崩一样的力量。”

广大听众固然来了,但他们并没有久留。古典音乐一旦进入主流文化领域,立即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布利茨坦所代表的民众派不仅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半明半暗的社会民主主义言论,也赞同人民阵线的接近共产党思想的理念。1938年,新政在政治上受到阻碍,罗斯福及时退却从而断送联邦文艺项目,局面突然变得极为不利起来。

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古典音乐在美国文化中的真正地位的问题。在某一层次上,美国人似乎不相信这一根源于欧洲的艺术形式可以传达美国的景况。对于很多人来说,艾灵顿公爵或本尼·古德曼才更令人信服地在音乐领域答复了爱默生向美国学者提出的要求。但是科普兰与他的同代人成功创造出如此充满爱国热情的音乐,这些作品在今天的电影与其他传媒形态中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古典音乐,无论其表现形式为贝多芬交响乐还是科普兰芭蕾舞,都体现出“齐心协力人人有责”的美国精神,展示出个人奋斗如何可以服从如罗斯福在1933年就职演说中提倡的“共同原则”从而拧成一股力量。音乐没有失去它的聚合力。每当美国梦遭遇严重挫折,收音机里都会响起巴伯的《弦乐柔板》。

收音机音乐

自20年代开始,三项重大技术进步改变了音乐事业的面貌。首先,电子录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丰满声音效果与动态范围。其次,无线电信号传输实现了横跨东西两岸的实况音乐转播。第三,电影发展到了有声阶段。这三项技术突破都离不开麦克风的发明,它所带来的效果是将古典音乐从长期被局限的高等音乐厅中释放出来,进而将之从城市居民与富有阶级的欣赏范围中释放出来。贝多芬在《欢乐颂》中渴望的互相拥抱的亿万民众,被胡波尔收听率统计出来——近千万名听众收听阿图罗·托斯卡尼尼的NBC交响乐团的广播节目,比这一人数更超出几百万的听众收听大都会歌剧院的广播。

郎朗夫妇在“同一世界,团结在家”线上演唱会中表演

电子录音的出现引发了重新录制交响乐队经典曲目的竞赛。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与他的费城乐团于1925年7月率先录制圣-桑的《骷髅之舞》。托斯卡尼尼紧随其后,在NBC与RCA联手的广播录音联合企业的市场部门支持下,他的录音后来达到两千万张唱片的销量。NBC的覆盖全国的无线广播于1926年11月首次播出,节目是瓦尔特·达姆罗施指挥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达姆罗施是一位平易近人的指挥和讲评人,后来成为广播界的个人明星。作为NBC竞争对手,CBS于1927年进入同一空间,首次播出的节目是迪姆斯·泰勒的歌剧《国王的亲信》。有声电影为一大批作曲家开辟出新事业,他们都忙着用乐队演奏,为银幕上展开的情节渲染气氛。有一则传说与事实不符:美国最早体验到有声电影威力不是因为艾尔·乔森的一句道白“别忙!您还什么都没听见呢!”其实1926年华纳兄弟发行电影《唐璜》,最先用到纽约爱乐乐团的煽情的同声伴奏,在全国范围引起轰动。

在一定意义上,收音机中流行古典音乐是自上而下推行给美国公众的。引导这样一个潮流的原因之一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各个广播网络惧怕政府接管广播行业,通过播送古典音乐他们可以做出一种“为公众服务”的姿态,借此抗御接管的威胁。另外一个原因是文化上的,广播与录音公司的高管阶层自然倾向于支持古典节目,并不在乎听众调查的结果是否有这样的要求。他们中的多数要么自己是移民要么是移民家庭的第一代后代,这些人认为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无线电广播业的先驱大卫·沙诺夫出身于纽约的俄国犹太人社区,与乔治·格什温有同样成长环境。他在1915年宣称“无线电音乐匣子”的好处之一,是一旦有了它乡村听众就可以坐在自己家中壁炉前欣赏交响乐了。1921年沙诺夫创建了美国无线电公司,五年以后他又创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他的一贯主张,就是无线电广播应该启发人民对于社会地位与文化水平的意识。他说过:“在我心目中,广播是洁净人们心灵的工具,就像浴缸之于人的身体一样。”

应该说即使没有广播公司高管阶层的推进,那一时期的美国人民也在积极追求提高文化水平,那正是大家公认古典音乐所能起到的效果。中游文化的理想要做到有品位而不炫耀、有格调而不做作,带着美国口音的古典音乐正好满足这样的要求。

NBC的“蓝色”节目今天下午可以转播俄亥俄州立大学队对印第安纳的足球赛,明下午就播送洛特·勒曼的独唱会。本尼·古德曼既录制摇摆乐又录制莫扎特。受古典音乐训练的默顿·古尔德作为克莱斯塔布兰卡狂欢节的明星在广播节目中出现。哈罗尔德·夏皮罗身兼二任,既搞摇摆乐改编也从事新古典主义作曲。NBC交响乐团的大提琴家阿兰·舒尔曼也兼从事作曲,他既写过“严肃”音乐,又是名为“节奏新友”

(绰号为“托斯卡尼尼的摇摆舞师”)

的NBC爵士乐团的成员,还辅导过著名流行音乐改编者尼尔森·理德尔。

人民阵线音乐

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在几小时时间丢失九十亿美元,大萧条开始了。经济崩盘撼动了美国的城市精英,但是对于农耕人口并不构成重大冲击,这部分人在“镀金时代”不曾镀金,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并未咆哮。当时大多数生活在乡村的美国人仍然处于农业社会,那里普遍没有户内上下水、没有供电。回溯到19世纪最后几年,对权势集团的憎恨情绪助长了所谓人民党的兴起,那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宗教复兴与旧式煽动民情的混杂物。民众主义是美国政治中最早的有成效的进步运动,虽然说它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形成势力。民众主义的立论关键即是神化美国的腹地与荒蛮大西部,因为据说那里有一种纯粹美国精神在抵御工业化资本主义的侵袭。在大萧条影响下,民众主义开始并入主流文化,开始改变城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政治家的常用语汇。罗斯福在他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模仿民众主义的固有用语,他斥责“贪得无厌的货币兑换商的种种行径”,还要求“让土地在最适合它们的人手中发挥更大作用”。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在疫情期间免费开放演出。

根据民意调查,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政府,另有四分之一对该前景持“开放态度”。这个统计结果让莫斯科认为美国条件已经成熟,可以伸手摘取。在1932年总统大选中,威廉·福斯特和詹姆斯·福特作为共产党候选人第一次认真参选。福特也是在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中首次出现的非洲裔美国人,其原因也是因为共产国际断定黑人在这场事业中将起到重要作用。属于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包括艾灵顿公爵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投入共产主义活动。但是共产党人在1932年选举中得票微弱。对于美国,罗斯福已经足够激进了。

30年代中期从莫斯科传来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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