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反对母乳喂养，但我反对母乳绑架。”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后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关注。作者考特妮·琼格在书中指出，母乳喂养兴起的背后，是无数女性选择权利的丧失，而女性主义者需为此承担责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在当下的中国讨论母乳喂养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与美国的语境又有什么不同？本文作者认为，《母乳主义》一书给我们的警醒，恰恰在于当女性主义退化为一种党同伐异的道德规训，就会异化为压迫女性的力量。
《母乳主义》，作者:[加]考特妮·琼格，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撰文｜黄微子
女性主义与母乳喂养的故事线
我妹妹不久前历尽艰险生下女儿。我去看她，她对我说：“医院一定很后悔收了我。”那家医院引以为豪的是高达80的出院纯母乳喂养率和低于30的侧切率。而我妹妹在极为漫长的产程中不得已做了侧切，产后大出血，迟迟没有母乳。住院期间，只能去护士站要水奶，但是每次都要接受“有没有让宝宝吸母乳”的严格询问，才能要到5毫升水奶，宝宝无以果腹。后来，在月子中心陪护阿姨的建议下，通过外卖将一罐奶粉“走私”进了医院，开启了混合喂养。
这看上去呼应着考特妮·琼格在《母乳主义》里讲的故事。在纽约哺乳运动的指引下，对于住院产妇来说，配方奶像处方药一样难以获得。在美国，不只生产的时候有医务人员一板一眼地宣导，不喂母乳的妈妈还要面对其他妈妈的同侪压力和路人审视的目光，乃至无法获得和母乳妈妈同等的营养补助……在各种力量织就的牢笼里，女性丧失了选择权。
那么，女性主义者哺乳吗？或许令人意外，在《母乳主义》一书英文原版的副标题中（HowFeministsandFundamentalists,HippiesandYuppies,andPhysiciansandPoliticiansMadeBreastfeedingBigBusinessandBadPolicy），女性主义者甚至是让母乳喂养变成大生意和坏政策的“共犯”之一（如果不是“罪魁祸首”）。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
《母乳主义》英文版书封。
大约一百年前的美国，随着母乳代用品的逐渐普及，母乳喂养率大幅下跌。科学主义的喂养观支持了人工喂养，牛乳制品（鲜奶、炼奶、奶粉等）以其工业化的稳定、可控、可测量，以及被认为更营养，代表着现代的进化的文明。
科学主义的喂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带来了再生产的社会化，专家和专业知识进入到家庭的场域，取代了家长的权威。新手父母被认为是无知的，而传统的有机社群支持网络已经瓦解，或者不再被信任，新手父母们转而求助于医生护士或其他有制度背书的专业人士。当专家们权力过大时，一些感到不满的父母（特别是被赋予育儿职责的母亲）发起了挑战。
国际母乳会的起源故事便与此有关。官网上写道，该组织由七位母亲于1956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发起成立，而当时医学界建制派并不鼓励母乳喂养。医生们青睐于人工喂养的定时定量，符合科学理性。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母乳喂养率很低。母乳会的创始人们感到有必要复活和她们的经验，她们倡导母乳喂养和自然分娩，这些过去在女性间传递的经验，由于医学专家对生育领域的介入而失落了。母亲们要拿回原本就属于她们的育儿自主权。
彼时恰逢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兴起。支持母乳喂养，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个人即政治”（thepersonalisthepolitical）的逻辑延伸的结果。女权的关注点从过去着重于投票权、教育权、工作权等公领域的议题拓展到性爱、避孕、堕胎、家暴等私领域上，强调在性别政治中身体的重要性。母乳会最初是一个女性互助组织，并体现为对当时主流医学界男医生权力的抵抗，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颂扬，这都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主张扣连得上。
不过我们要知道，母乳喂养在中国的故事线与美国版本既交汇又分叉。卢淑樱在《母乳与牛奶》中回顾了十九世纪末牛乳东来，特别是奶粉在1920年代的传入，的确伴随着西方科学育儿观的播散。不过这一切主要发生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一些知识女性、职业女性为了继续自己的事业，选择用奶粉哺育婴儿，以便由亲属或佣人帮忙照料。普通女工，则会在工余亲自哺乳，也有的会用奶粉作为补充。当年奶粉昂贵，尤其是抗战爆发后物资短缺，可以想见，二十世纪中期在美国发生的故事，并没有在中国重现。医生没有成为反对母乳喂养的建制派力量，相反，清末民初以降士人的强国强种理想和家政学话语，开始对中上阶层的母职作出新的规训，其中亲自授乳被建构为“天赋之职”。“不自乳者，母子亲爱之情，必不能厚，于将来教育，缺失殊多。”（吴汝纶译下田歌子《新编家政学》）这颇与今日流行的亲密育儿理念不谋而合。这在当时之所以是新的规训，乃是因为传统的中上阶层多雇佣奶妈代为哺育，生母并不负有亲喂母乳的道德义务。家政学是借道日本进入中国的现代学问。家政学教材指出，母体会因应婴儿成长不同阶段之需，自动调节乳汁成分，而初乳富含蛋白质，少脂肪和糖分，有助于初生婴儿排出胎便。这些说法有别于中国传统医学，传统上初乳被认为是积乳，对婴儿健康不利。一百年前家政学对母乳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科普知识。可见科学的发展并非线性的，科学在社会中发挥怎样的影响，实际上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境密切相关。
《母乳与牛奶》，作者：卢淑樱，版本：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所以，究竟哺乳是女权的，抑或不哺乳是女权的？这问题并不能一概而论。在很多传统社会中，中上层女性不哺乳，并非为了女性的利益，而是服务于丈夫的私欲和家族加快繁衍的需要。一个世纪前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及其女眷倡导母亲亲自授乳，也不是为了解放妇女，而是服务于强国强种的宏大叙事。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医生给产妇注射停止泌乳的药物并推荐配方奶育儿，有着清晰的父权资本主义背景——母乳代用品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且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站到了支持母乳的一边，有其历史合理性。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在当时，这种立场也有其矛盾之处。女性主义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流派，在今天被标签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内部，也有激烈的争执。弗里丹和斯坦能都被视为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核心人物，但她们其实代表着不同的路线。弗里丹看重女性在职场的攻伐，否定家庭主妇的价值。从弗里丹的观点看去，母乳会的几位创始人都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她们有保守的天主教信仰，她们是全职妈妈，反对女性外出工作。不同于弗里丹，斯坦能强调女性要掌控自己的身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和母乳会结盟了。支持哺乳是批判主流文化、表达对女性身体机能的自豪感的方式。但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女性主义和母乳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那就是堕胎。或许是女性主义和母乳会结盟带来的某种影响，尽管创始人有着强烈的反堕胎主张，母乳会官方却决定不公开表明立场。而女性主义对工作妈妈的支持，以及工作妈妈在女性中比例不断上升的事实，也使得母乳会开始讨论托儿所、吸奶器、断奶法这些工作妈妈面临的“特有”问题。随着工作妈妈的增加，以及女性在公共空间活动的扩大，争取公共场所哺乳权成为当代女权主义活动家的重要议程之一。不同国家的母乳妈妈们曾在机场、快餐店、奢侈品店等空间集体公开哺乳表达诉求。比较近期的例子有澳大利亚女议员在国家议会上给女儿喂奶，芬兰女总统晒出了自己哺乳的照片。需要注意的是，哺乳室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劳工就想争取在工厂设置哺乳室。
以上回顾显示，在不同权力结构中，哺乳呈现出殊为不同的文化意义。在当下的中国讨论母乳喂养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进入到具体的情境脉络当中去。
中国：远未形成“母乳至上”的风气
就我们这一代80后的被养育经验而言，多数人吃过母乳。在《喂养中国小皇帝》的第1章中有一组数据，显示80年代早期，中国城市的母乳喂养率有49，在农村则高达75，如果算上混合喂养，在城市有85的人吃过母乳，农村则高达98。我曾经对我妈妈和我婆婆做过访谈。我妈妈采取的是经验主义的策略，她“顺其自然”地给我进行长达14个月的纯母乳喂养，没有添加任何辅食。我婆婆则奉行科学育儿，当年的育儿杂志告诉她，母乳在8个月以后就没有营养。她喂满8个月就匆忙断奶，于是得了急性乳腺炎。这两种方式都不符合今日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喂养规范：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6个月后开始添加辅食，并持续喂母乳到2岁。我和我先生小时候之所以能吃上比较长期的母乳，也跟我妈妈作为工人、我婆婆作为教师，在当时都有比较充足的产假有关。在断奶后，我们俩都吃过奶粉，但并非专门的婴儿奶粉，也不是作为母乳的代用品，而是一种补充营养的食物。
《喂养中国小皇帝》，景军主编，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情况在90年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母乳喂养在美国取得了文化霸权，继而在全球化的机制中，影响着世界上的其他地方。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爱婴医院倡议，从1992年开始，爱婴医院作为国家工程在中国落地，以宣传推行母乳喂养。不过，根据高素珊在90年代中期在北京的爱婴医院所做的田野调查（见于《喂养中国小皇帝》第7章），尽管母乳喂养培训在医院里行礼如仪地进行，但大多数孕产妇并不感兴趣，文中展示的中产阶层个案更倾向于选择进口奶粉来哺育婴儿。这跟我了解到的情况相仿。我的一个研究合作者出生于1990年，她的母亲是一名医生，但一天都没有给她哺乳，也丝毫不觉得遗憾。她妈妈相信，奶粉给女儿提供了足够好的营养。
另一方面，伴随中国社会的经济腾飞，各个阶层的女性都难以有哺乳的“闲暇”。毕飞宇在1996年发表过一个短篇——《哺乳期的女人》。哺乳期的女人不是主角，主角是一个生活在小镇的7岁小男孩旺旺，他没有吃过母乳。“旺旺衔他妈妈的奶头只有一次，吮不出内容，妈妈就叫疼。”疼是一笔带过的事。我们不知道旺旺妈没有哺乳，是因为怕疼，还是没有“正确”的母乳喂养观念和知识，又或者像小说里解释的那样，“天生就没有汁”。但我们知道，旺旺妈在一条拖挂船上跑运输，她的生产性劳动和育儿劳动产生了冲突，所以旺旺生下来不久就成了留守儿童。旺旺不是特例，而给孩子喂奶的惠嫂反而是个例外。这是中国母乳喂养率在90年代中后期急剧下降的一个写照。
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2000年以后全国的纯母乳喂养率跌至30以下，近年来大城市的数据甚至略高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不同时期的调查有统计口径不一的问题，特别是对“纯母乳”的操作化定义可能有分歧，但也大致反映了母乳喂养率下降的趋势和偏低的现实。
一直到我生育的2013年前后，爱婴医院里的实践仍然是十分暧昧的，哺乳还是一个可选项。护士让产妇们去做理疗的时候，会问一句“喂不喂人奶”，你说“喂”，她就会发给你一套配件，可以连接在医院的吸奶器上促进泌乳。而我亲耳听到一个同期的产妇说不喂，当时在心里吃了一惊，护士倒是见怪不怪。那时候医护没有强调要让宝宝早接触早吸吮，反而让家属抱去护士站喂奶粉，免费管够，出院的时候会告诉你奶粉的品牌。我的大女儿在儿保科例行体检，有一位非常亲切的中年女医生，问宝宝每天喝多少奶。我说我喂母乳，言下之意无法定量。她皱起了眉头，说孩子要一直喝配方奶喝到7岁。
如果说，文章开头所写的我妹妹在超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的经历代表着某种“与世界接轨”的母乳主义的话，那么故事还有另外一面。建议她添加奶粉的是月子中心的陪护阿姨。在她出院后入住的月子中心，不同的喂养方式都可以获得支持，不论是妈妈亲喂母乳，还是请工作人员代喂奶粉或由吸奶器吸出的母乳，都不会遭受压力。当然，这种以妈妈为中心的自由是以不菲的消费为代价的。不是所有妈妈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喂养方式，但是女性在这期间遇到的压力，却不一定都是导向母乳喂养的，一些母乳妈妈也会遇到家人和社会的不支持。
这是我们和美国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