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2-09-22
又到了“凯奖绘本评论”专栏时间了！这个专栏由儿童文学、性别与当代文学文化研究者王帅乃执笔，逐一梳理和点评已有中文版的凯迪克金奖绘本，看看一本图画书除了功能性，还可以从哪些角度赏析，以及80多年来凯奖经历的变化。
从1939年的凯迪克金奖绘本开始，新京报小童书已经推出了13期评论。第14期我们将翻开1955年的金奖绘本《灰姑娘》（Cinderella,ortheLittleGlassSlipper）。该书的中文版已由蒲公英童书馆引进。
《灰姑娘》英文封面。
《灰姑娘》的版本很多，这一版是基于佩罗的版本，由美国插画家马西娅·布朗（MarciaBrown）绘制插画。马西娅·布朗一共获得了三次凯迪克金奖，六次荣誉奖，在中文图书市场较为知名的作品还有《石头汤》。
本期评论以这本《灰姑娘》为例，深入探讨了儿童文学价值宫殿的基底是善良。
撰文_王帅乃
《灰姑娘》如何诠释善良？
我曾经和朋友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儿童文学是一座大厦，筑成它的砖石是那些文本中屡屡被强调、被赞美的品质，天真、智谋、勇敢、正义、诚实、守信、友爱、善良、游戏精神、幽默、想象力，那么这些品质里，哪一种是这座大厦的地基？假如这是一个世界，一个王国，这里面有没有一种价值是抽掉以后会导致王国崩塌、世界摇摇欲坠的？
我们讨论后得出的结果是：善良。
儿童文学价值宫殿的基底是善良。这是一个乍听起来很不酷但实际上又很酷的答案。善良似乎比“游戏精神”和“想象力”这样的词乏味得多，其实则不然。
鲁特格尔·布雷格曼在《人类的善意》里针对菲尔丁的著名作品《蝇王》开辟了专章，讲述自己因为不肯轻易相信这部名作对人性的可怕结论而追根究底，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半个世纪前有过如此经历的男孩——可谓“蝇王”现实版的主人公们。
他发现自己的猜想得到了印证，那些漂流于海岛上的男孩不但没有反目成仇、互杀互害，反而结成了互助互律的小型公社。他们分工明确并制定了相处法则，建起了可食用植物园地和粗使的羽毛球场，他们燃起了永不熄灭的火堆等待救援，甚至还颇有情致地做了一把简易吉他，每天一起唱歌来提振士气。困于岛上一年后，他们被一位澳大利亚船长救回。经检查，当时男孩们的身体状况“处于巅峰状态”，其中一名男孩曾摔下山断了腿，在其他男孩的照料下已经完全康复。
传播了30多个国家的猎杀故事更酷，还是现实中好到叫人不敢相信的6个汤加男孩的故事更酷？
这只是其一。其二是，善良一词并非它看起来的那么“单纯”。
我们回到今天要讨论的主角。马西娅·布朗的绘本和迪士尼公主故事所依据的底本都是佩罗版的《灰姑娘》，另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是格林兄弟的故事。
《灰姑娘》实拍图。
在我们对该故事的记忆中，前者大致负责提供南瓜马车和玻璃鞋这一标志性物件，后者则提供灰姑娘三次参加舞会带来的秩序稳定感（宫廷文人佩罗并不像语言学家格林兄弟那样着意遵循民间口述文学对“三”的偏好，而是让灰姑娘第二次就漏了怯）和姐姐们的可怕结局。是的，我们很多人对《灰姑娘》故事的完整记忆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版本的混淆糅合，有的版本里还增加了继母的下场。
佩罗故事的目标受众是宫廷贵族，其中一些故事的设计是为了满足当时法国王室男性的淫乐需求，许多建议和教训是针对年轻的贵族女性而设，比如在《小红帽》故事的最后附诗警醒她们要守住贞操，与男性保持距离，还专门注解“野狼：诱拐女人的男子”；比如这部童话集的题名实际上就叫《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比如《灰姑娘》的故事发生在贵族之家，我们还能在绘本中看到一些当时贵族青年女性独特的装扮方式——在脸上贴塔夫绸假痣。
像这样一本故事集，训导受众女性谨守“妇德”，永远保持一种博爱圣洁甚至近神般高尚的光芒，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在这个本子中看到灰姑娘从始至终都在以德报怨，她给两位不肯带自己参加舞会的姐姐做漂亮的发型，在舞会上主动坐到姐姐们身边、剥橘子分给她们吃，最后不但毫不犹豫地原谅了她们，还请求她们永远爱自己，并将两位大公牵线安排给姐姐做新郎，给了读者一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大团圆结局。
这样的善良已经直接到无需解释，灰姑娘几乎成了头戴荆棘冠的女版圣子。这并非强行类比，在视觉化叙事中我们能更直观地体会到这一点——布朗绘本版女主角接受道歉那一幕中，灰姑娘的金色长发披散开来，宛若流水延及左右，长裙蓬大曳地，它们在仙女教母的魔法光晕中一起柔情地延伸到两位跪地请求原谅的姐姐身边。
《灰姑娘》实拍图。
这个定格画面中，灰姑娘身型的三角构图、微微垂眸含笑的表情和伸手允吻的姿态，使得她既像一位仁慈高贵的女王，又像圣母，佩罗故事里将贵族身份、基督教受难叙事与人品的高贵善良相关联的思路内核，被马西娅·布朗敏锐地捕捉并用视觉语言表现出来。
而格林兄弟的版本乍看起来就不那么善良了，上述情节一个都没有发生在格林版的《灰姑娘》中。最后小榛树上的鸽子（灰姑娘母亲的精神化身，考虑到鸽子与圣灵的关系，这同时很明显也是一个神学象征）还啄瞎了姐姐们的眼睛。灰姑娘不但为求参加舞会做了不少努力，被留在家里后也不是哭泣被动等来了救助，而是主动寻求小榛树的帮助，比起佩罗故事里的女主角，格林的灰姑娘更加积极主动地“阳奉阴违”。
但仔细揣摩，这个脚本仍然有着善良底色。首先是，格林版的继母和姐姐与佩罗版的相比，确实更像是“虐待狂”，除了分派重活和精神凌辱，平日里就一再以拣豆子难题恶意戏耍女主人公，还挑拨了父女关系，而常年遭受如此虐待的灰姑娘在实现阶级跃迁后没有主动报复，或对她们哪怕有一点言语嘲讽，挪移到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可谓相当仁善了；第二是故事的内部逻辑，它相信恶行应该得到恶果，所以降下天罚以维持善恶有报的秩序原则。该信念本身便是善的，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要展开细说。
经典童话里的善恶伦理
在定义儿童文学文类时，经典作品是一种用来确定该文学场域边际的重要参考项，而提供了许多典范之作的民间童话系统不是一个选择赞美弱肉强食、信仰丛林法则的世界，这对确定儿童文学文类整体的价值偏好坐标当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的另一位朋友最近在绞尽脑汁地为一部奇特的作品撰写导读，它们讲述了人类历史上许多传奇越狱者和大盗贼的真实故事。他在收到邀约时一下子就被这套纪实图画书吸引，便答应了责编，直到动笔时才感到为难，问我为什么我们读到这样的真实故事时还会带着窃喜，为什么我们直觉上认为这样的作品应该留下来。他的理由是人类对自由、个性的本能追求。我觉得可能还不止如此。
首先，我们读越狱者故事时不是真的准备去犯罪，而是调用了“置身事外”的心理机制去理解故事人物行为。这种心理与民间童话书写中必须把母亲形象一分为二、保存生母形象良善关爱的同时把充满嫉妒的女巫写死的机制很可能是一致的，也和我们欣赏喜剧时嘲笑其中愚人的心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读者分得清哪些因素是该分离提取后吸收的，并不会真的因为读了大盗贼故事就效仿他们投身诈骗抢劫的行当，何况越狱成功的奇迹者中还有不少被重新捉回去这一点也提示着模仿的风险。
对模棱两可、内涵丰富的事件或行为，文学艺术总允许读者以讽刺和不敬的幽默感来对待。共情归共情，但就在为讽刺和幽默发笑的那一瞬间，读者划开了自己与故事中人的界线。
其次是，童话中的善很可能并非过往人们理解的那样必然是简单直露的、缺少探讨余地的善。
电影《仙履奇缘》（1950）画面。
一个儿童故事里也许没有明确的天真（比如《三个纺纱女》），没有勤奋（比如《睡美人》）或懒惰（比如《纺锤、梭子和缝衣针》），没有明显的勇气胆魄（《卖火柴的小女孩》），可能满口谎言（《聪明的格特》），也不讲信用（《打火匣》），但其中“善”的逻辑一定不会缺失（只是这种“善”未必是佩罗脚本里以德报怨的基督式善良）。
在那次讨论中，我们发现，儿童文学文本内其他美好品质都可以解释为由“善”衍生而来，反过来却不一定说得通；而在民间童话这种包容了尤其多越轨者的文类中，一条不会打破的铁律是，强势者主动为恶，害人必然不得好报，不论是掌握魔法的女巫还是位高权重的国王；不时以骗子、小偷、懒人为主角的民间童话讲求的“善”其实并非单层次的善，它允许底层民众偶尔行为失范，比如施些小骗诓走特权者们最多“半个王国的财富”，这或许是艺术对现实世界无法正义圆满的“调节”和希冀，所以大多数读者都能接纳甚至是喜爱那些狡猾的平民主人公。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是先哲对不公正环境怀抱愤懑和嘲讽，以及对窃钩者遭受过苛惩罚怀有同情与不满。我们承认人类目前尚未能进入法治完善、社会公正完全得以保障的时代，个体难以撼动结构，弱者为求生存只好自己制造“过墙梯”。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C·斯科特，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4月版。
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农村生活观察两年后，写就后来的人文社科经典《弱者的武器》一书，他指出偷懒耍滑、流言蜚语、在村里散布谣言乃至偷盗、纵火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光彩甚至于不合法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弱者的武器。
它们看起来不像印象中的左翼革命或农民起义那样具有公开性、规模组织性和政治意味，但它们才是更普遍、持续的民众用以自卫和抗争的方式。天长日久、蚁穴溃堤，这些不起眼而泛政治的反应模式对结构的损耗是真实存在、不可小觑的，却也是宏大坚硬和理想主义的革命思维、革命叙事总是有意无意忽视的。
长久以来，不论是学者或大众都未能给予这些抗争模式应有的注意和评价，而文艺作品却再次发挥了它们敏感和包容的特长，将民间这种不甚光彩的狡黠智慧及其背后所涉的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对与权力之兽斗争时“最后的呐喊”以各种形式纳入代代流传的故事之中。
从舍伍德森林的侠盗罗宾汉、到妙计越狱的亚森·罗平再到戏耍东京警视厅的怪盗基德，无一不坐拥大批忠实拥趸；我们乐于看莫泊桑塑造的“快乐的死刑犯”、哈谢克笔下“忠实的好兵帅克”无休止地给政客们增添麻烦——事实上，《弱者的武器》里，斯科特正是把农民的日常抗衡比作“好兵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儿童文学里亦然，我们为“一下打死七个”的吹牛大王小裁缝可能要穿帮而担忧，选择性地记住了那个灰姑娘姐姐不得善终的结局；当代观众对网络剧《毛骗》和电影《教父》的热爱更是早已说明一切，这种对越轨行为的包容甚至津津乐道里包含着的很可能恰是最原始的道德追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走投无路的受困者不反抗。而艺术作品则在人道主义上更高一层，它们容许这些受困者、边缘者在反抗过程中还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和快乐。如果我们是智慧的，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精神后花园存在，否则冉·阿让永远只能是编号24601，世界上永远少一个被救赎的无辜女孩。
即使是《聪明的格特》这样骗子厨娘的童话，我为什么说它在幽默精神之下仍然有“善”的基底呢？不妨做一次身份关系和情节颠倒的假设，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童话故事，它让主人对着帮佣厨娘撒谎，从而偷吃了本用于的烤鸡或者一次次偷拿厨娘放在储藏室的薪水，然后挑拨厨娘及其闺蜜的关系令她们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反目成仇，最后还成功骗厨娘写下卖身契让她终生白给自己做活——通过对童话人物的身份拆解，我们就能对暗藏其中的道德倾向一目了然了。
我们对这些故事诸多包容和青睐，是因为社会生存经验让我们深知这种骗局得逞和对权贵的天降惩罚叙事已是弱势者“最后的呐喊”，他们要面对的是极端不平衡权力结构带来的极不对等的“交易风险”，有时候童话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