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让孩子阅读原汁原味的民间童话太有挑战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孩子们接触到具有文学性或者说更体现真实人性的童话，而不是让他们依靠“保险箱故事”与完美家庭的幻想来度过童年呢？
·来源：界面新闻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记者_董子琪
编辑_黄月
国内外日前几乎同时掀起了一股反思童话的热潮：一边是中国家长剑指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存在性别偏见，另一边，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幼儿学校将《小红帽》等一批涉嫌性别歧视的童话扔出了大门。在批判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的性别刻板印象与偏见之时，我们不妨回头看看中国本土的儿童故事又是如何做的。
在腾讯《大家》一篇题为的文章中，作者徐元从自身经历出发，认为国产童书在学校中不受老师欢迎，也很少被列入阅读推荐书目中；国产童书不受欢迎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通常缺乏想象力、没有趣味、充满说教且美感不足。但在一份2018年作家版税排行榜单中，童书作家榜上前两位的成绩可谓非常惊人——童书作家榜上排名第一的杨红樱2018年的版税额（5600万）远远高于作家榜排名第一的刘慈欣（1800万），童书榜排名第二的北猫（5300万）也超过了作家榜第二名余华（1550万）和第三名大冰（1500万）的版税总和。
由大星文化调研计算所得的2018年中国童书作家及作家版税排行榜中国童书的畅销程度似乎远远超越了其他类别，版税所反映的状况与中国童书不受欢迎的说法之间出现了矛盾。中国的儿童故事究竟写得如何？又有什么问题？让我们从中国本土常年畅销的童书与热播动画片说起。
“保险箱”里的儿童文学：童真与复杂可否兼顾？在写给中，刘慈欣提到了儿童文学中常见的一种“保险箱效应”。该效应指的是故事主人公就像身处保险箱之中一般，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经历，都会迎来光明的结局，拥有美好的未来，结局或未来总是“白胡子科学家老爷爷领着他们去逛的天堂”。他更称赞的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安稳“保险箱”套路的儿童文学——能够解释世界的复杂与残酷之处，触及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关系、人工智能的伦理，而且在深刻认识之后仍为儿童保留着童心与好奇。
“保险箱效应”是一个有趣的提法，回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符合这一判断的例子。儿童作家杨红樱的校园小说系列“女生日记”“男生日记”以及“淘气包马小跳”都曾在童书市场中引起广泛影响，她的“笑猫日记”系列尤其值得一提。该系列以一只会笑的猫的日记为线索，讲述了孩子与动物共同经历的奇妙事件，从2006年出版至今已有25本。有评论者将杨红樱的故事称为“令中国孩子喜闻乐见的、具有本土性与当下性的”作品，以区别于引进的儿童文学如“哈利·波特”系列（HarryPotter，英国作家J·K·Rowling著）、“鸡皮疙瘩”系列（Goosebumps，美国作家R.L.斯坦著）等等。
《笑猫日记》系列杨红樱著
明天出版社
《笑猫日记》中的故事千奇百怪，但不管多么奇怪，它们都有着一个保险安全的底色。比如“想变成人的猴子”这个故事，讲的是笑猫和小伙伴们在公园里解救了一只被人欺侮的猴子。猴子被带到人类的家里，看到了人的行为，想要通过看电视、抽烟、洗澡等行为变成一个人。
猴子要变成人这个主题，不禁令人联想起小木偶匹诺曹想要变成真男孩的经典童话，或者是AI意图成为人类的当代电影，变为人形必然牵连出对于人究竟是什么、人际关系又是什么的认识，以及对所有努力最终徒劳无功的觉醒。然而在杨红樱的这则故事中，不仅这些部分是缺失的——可能作者认为小读者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故事中人物的关系也显现出了一种如抽空实际经历般的和谐：被人类欺骗过的猴子仍然天真地称呼笑猫“笑猫哥哥”，猫称呼它为“猴子弟弟”；笑猫和小伙伴仅仅通过“猴子是不能变成人的”“动物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一类说教之词，来让猴子放弃变人的尝试；结局也当然是皆大欢喜，猴子在被注射安眠药之后被送入大山，一切重归平静，毕竟“人是住楼房的，动物是住大山的，动物和人是不同的”。
更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如果说这些童话人物极其单纯天真，他们又偶尔会突然冒出成人的言辞与说教的姿态，比如故事里的小男孩会突然说出“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不行，还要靠群众的智慧”这样的话。所以，杨红樱加诸童话写作之上的或许是“双重保险”——一方面故事和人物写得如同抽空实际经历般的平易顺畅，另一方面也不忘注入说教姿态与成人辞令。
孩子应该看与大人不同的故事，童真童趣算得上是儿童读物的基本要求之一，鲁迅和周作人都曾针对中国传统阅读教育中缺少童心童趣提出过批评，但这是否意味着孩子只能读那些单调甚至肤浅的故事呢？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既包含真实的童真童趣，又不抹平世界的复杂之处呢？对比张天翼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宝葫芦的秘密》，我们发现，儿童文学也可以是现实而复杂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小学生与一个可以实现愿望的宝葫芦的奇遇记，小学生得到宝葫芦之后，先是把糖葫芦、熏鱼等等好吃的都吃了一遍，后来还用宝葫芦变出了一份科学报告，在宝葫芦为他准备的科学报告里，有一段是这样的——请注意，括号里的话是点睛之笔。
“起先，我也犯过错误：我遇到困难就有点害怕，没有信心，怕自己克服不了。可是后来，我忽然想到我是一个员（报告人注意：看你是一个什么员，你就在这空白地方填上一个什么字），难道可以对困难低头么？”
宝葫芦不仅有报告模板，还有贴心地留出了发挥之处——不过写一个有求必应的宝葫芦，张天翼也顺便把空话套话形式主义讽刺了一道。小伙伴们对小主人公的报告大加“称赞”，还说大家听了这份报告准得鼓掌，原因讲出来也令人啼笑皆非：“反正只要有人上了台，在台上张了张嘴，你也得鼓掌……要不然，别人就得说咱们学生太没礼貌了。”张天翼曾讲过，要告诉孩子们“真的道理”，而不是“瞎想哄骗”。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小学生的语言，比“靠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行，还要靠群众的智慧”更加真实动人。
《宝葫芦的秘密》张天翼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完美家庭与性别偏见：以“大头儿子”为例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最早于1995年在CCTV1播映，如今已更迭出了诸多版本，堪称中国电视史上最成功的系列动画片之一。从1995年到2018年，这部儿童动画长片已经在中国家庭的电视屏幕上播放了二十余年，它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甚至有观众表示，自己小时候就是看着这部动画长大的，现在又陪着孩子一起看。
这部动画片围绕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展开，与同时期的作品相比显得如此不同——既没有《蓝皮鼠与大脸猫》这种拟人化的动物形象，也不似《海尔兄弟》的周游历险——在题材和人物方面，《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日本的《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倒有可比较之处，它因此也被称作是“中国现代家庭的典型缩影”。那么，这部动画片是如何讲述一个中国三口之家的故事的呢？从名字看来，它以父子生活为主线，妈妈并非每集都出现或承担推动剧情的作用，但她不可缺少，只有一家三口角色齐备，才能讲述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故事。
新版“大头儿子”一家三口，请注意妈妈的围裙只不过，幸福之家里也有主角和配角之分，围裙妈妈就是大头儿子“完美童年”的“完美配角”。大部分或好玩或荒唐的事情发生于这对父子“好朋友”之间，妈妈更多负责严肃的“正事儿”，除了在结婚纪念日这样的故事里可以作为主角，围裙妈妈所承担的更多是购物和做饭的职能。但有趣的是，有时候她的缺席反而更能推动故事的发展，有一集讲的是妈妈过生日，为了给她一个惊喜，父子俩趁她外出购物、把房子外墙粉刷成了紫色，结果妈妈因为不认得房子迷路了，不能回来做饭，父子俩饿极了只能吃饼干充饥——这突出了妈妈不在家没人做饭的事实。此外，这部动画片中一个常见的情节是，为了向外出的妈妈瞒住自己做的“坏事”，父子二人会短暂地结成一个“不要告诉围裙妈妈”的同盟。
最早的“围裙妈妈”形象编剧和原作者郑春华以自己的儿子为原型创作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也就是说，故事的创作者不是别人，正是经常缺席、处在背景之中的“围裙妈妈”。事实上，作者的化身“围裙妈妈”在原著中并不是配角——“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是系列故事，其中不仅有儿子与爸爸之间的趣事，还包括“大头儿子和围裙妈妈”的故事（1991），只不过在搬上电视之后，有一些妈妈和儿子的互动被微妙地调整到了爸爸和儿子之间。有一个故事的主角原本是围裙妈妈，讲的是围裙妈妈和大头儿子每晚临睡都要亲五下，有一天妈妈很晚没回来，大头儿子不能安然入睡；在电视上，亲吻的主角换成了小头爸爸，这个仪式显然不是妈妈可以代行的，儿子在临睡前还懊恼地向妈妈询问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此时镜头一转，小头爸爸正在酒店里觥筹交错。在原著改编为电视动画片的过程中，不仅围裙妈妈的角色受到了削弱，她不再是负责亲吻儿子、维系亲子情感的人，而仅仅是父子之间的交流媒介、负责回答儿子“爸爸很晚才回家”；亲子关系中的矛盾也发生了转移——让儿子烦恼的不是妈妈回来晚，而是爸爸在外面忙碌应酬，并以此矛盾来想象典型的中国家庭。
此外，大头儿子的妈妈为何叫“围裙妈妈”也令人感到好奇。在动画片里，这个名称没有来历，她在第二集登场时大头儿子直接称呼她为“围裙妈妈”。如果说大头和小头是儿童动画中的昵称代号，那么围裙妈妈似乎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仔细分辨，我们会发现这三个昵称与角色的类比关系并不相同：大头和小头，如同一般的儿童动画惯常做法——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漫画式地描摹了儿子和爸爸体貌特征，而围裙对应的显然不是妈妈的体貌特征，而是她“女主内”的劳动身份。此前《海的女儿》《小红帽》等经典童话因为“性别刻板印象”受到批评，与之相比，2018年仍在滚动播放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以“围裙妈妈”的称呼默认“女主内”或许更值得怀疑，毕竟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