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活儿也怪累人，别看都是棒劳力，一气儿也拿不下来。半个小时，不停地摇，能不累？所以中间得换人。换人的节奏得把握好，花篮一旦揉起来，就不能停。所以得把握好节奏，既不影响揉花的进行，也免得人被烧伤。
看了半场，又听了介绍，觉得揉花是个好东西。可不可以开发成旅游观赏项目？这儿离县城近，离徐州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搞成表演项目，不是可以吸引游人吗？
花头儿说他没想过这个，再说平时也没揉过，都是过了年儿，正月十五揉两篮子。他说：“前儿十五那天人多，周边村儿的、县城的，也有徐州来的，有的还扛着摄像机。昨天报纸、网上都有了。今儿正月十七了，原不打算再揉。接了电话，说你要来看揉花，那还有啥说的，杨顾问要看，咱就再揉两篮子。今天晚上就是揉给你看的。刚才你没看全，咱再装一篮子，让你看个全的。”
说完就开始装篮。有人打手电照亮。果然如刚才说的一样，先在篮子的内圈儿排劈柴，然后是木炭、花捏、豆秸、蜡烛。蜡烛点燃，火烧起来。几个壮汉已握住花杆儿，一人提着点燃的花篮儿，绕着花杆儿急走，花杆儿开始摇动。提篮儿的见时机到了，丢开花篮儿退下，花篮儿便由钢丝绳牵着，绕着花杆儿飞起来。飞了十来分钟，然后就是繁星满天，金鱼飞窜，星落如雨……
我还站在刚才的位置，背后还是那扇卷帘门。一群群流星飞来，一只只金鱼儿窜出，哗啦啦——哗啦啦——卷帘门一阵阵地响。
揉花结束了，与镇宣委、文化站长和花头儿握手告别。
车刚开动，就觉哪儿不对，哪来一股焦糊味儿？头发烧了？摸摸头，没事儿。车没事儿吧？敬民书记嗅嗅鼻子，说车没事儿。啥味儿？可能是我的头发烧了。烧就烧了吧，得见一场精彩，几根头发算什么！
回到住处才发现，胸前烧了个洞。洞很小，大点儿的豆子都漏不过去。再小也是洞呀！全毛的呢！还有妻子的针线。回去咋交待呢！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又去了穆庄。文化站长等在街口，身旁站着花头儿，旁边还有一位，像是见过，却想不起是谁。说了他的名字，才知是大伟的叔叔长江。文化站长介绍说，花头儿是穆庄中学的电工，也是村里文化活动的带头人。村民都叫他总管，也有叫导演的，玩揉花时他就是花头儿。我说花头操办得好，他说是大家一起操办的，然后指指长江说：“还有他，也是积极操办的。”
长江话不多，我们在条椅上坐下，他在一旁站着，叫坐也不坐。我问他咋没出去打工，他说：“在家能挣钱，还出去干啥？包了40亩地，才400块钱一亩。”我说地价便宜，他说地不好，低洼，存水，不能种菜，只能种粮食，所以才便宜。“我还有4亩半承包地，这就够我忙的了，还出去干啥。”
“40多亩地，你种得过来？”
“我自家有耙地机、旋耕机，大型农机具我都有。效益当然抵不上种菜。但我种粮也不错，麦茬棒，棒茬麦，一年种两茬，我能落一茬。”
说到揉花，他说这是穆庄的传统，他家三叔活着就玩这个。
花头儿说：“从长江他太爷那辈儿就有人玩揉花。不往上说，就这也有一百多年了。”
问到揉花是咋兴起的，谁也说不清楚，只说是一辈辈传下来的。平时忙活，谁也不提，过罢了年，才有人操办。一般正月十五揉几篮子。今年玩得时间长，连续揉了几天。
一老人过来，招呼坐了。老人今年九十了，面色红润，满口镶牙。他说：“我这牙好，啥都能吃，啃骨头都没事儿。俺庄上，现在没有盖过我的了，我的辈儿最长，年龄也最大，原来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昨儿埋上了。”
他是甩着手过来的，我就问他咋不拄个棍儿？他说：“我不拄，拄了你就丢不掉了。我身体好，用不着拄棍儿。家里也有洋车子（自行车），也有电车，我也不骑，我就颠着腿儿跑，一气儿能跑一两里地。我不在家闲着，没事儿就出去，围着大儿家的地转转看看，看麦子、看豆子、看棒子，看着一地的庄稼我就高兴。有那地不种荒着的，看了我就来气！”
然后他就说揉花：“我小时候就玩，用老鼠笼子，装上木炭，装上药，提在手里揉，也出花，才好看。还用那个胶泥，捏个窝，装上药，装上捻子，点了捻子拿在手里摇，它也出花。药也是自己制的，拿那个木炭，捣碎了，加上硝。硝也是自己扫，到那个土墙根下，墙上粉下来的硝土，去扫那个土，回来淋硝水，熬硝，制那个药。”
我说：“这不跟《地道战》里造地雷一样吗？”老人笑笑没吱声。文化站长说：“这个跟地雷不一样，造地雷是‘一硝二磺三木炭’，揉花的药里没硫磺。再加硫磺，真就成炸弹了。没有硫磺只噼里啪啦出花，它不会炸。老年人说的那个胶泥，现在也不好找了，得挖到地下一米多才有。就得用这种泥，别的泥好裂。还有他说的那个老鼠笼子，我小时候也玩，或者老鼠笼子，或者旧茶瓶（暖水瓶）壳子，装上药，跑到庄外树行子里，揉出的花老远就能看见。花揉到树身上，哗啦啦——哗啦啦——那才好看！”
文化站长说：“揉花是这里保留的传统节目，每年必玩。也只是正月十五玩两天，平时的娱乐就是广场舞。现在，村民最热这个，只这个庄就有三个舞蹈队。”又指着旁边的中年妇女说，“她就是舞蹈队的召集人，音响都由她管着。”
问她贵姓，她说姓包。长江说：“你清楚的姓岳，咋说你姓包？”她知道是开玩笑，也不分辨。长江就跟我解释，说她当家的姓包，她娘家姓岳。我跟她说：“你这个家庭好，一个姓岳，一个姓包，都是忠臣良将。”
她显然乐意听我这样说，笑了一阵说：“领导来了，看能给俺支持点钱不。活动就得要开支，今年春节就花了3000多。镇里给了500，村里给了200，剩下的就一家家凑，也10块，也20块，都是自愿。你得买水，劳力揉得一头汗，不得喝点水？还有手套，拧那个花杆儿，也磨手不是。俺还放烟花，这个花钱最多，十个烟花就是一千八。十五那天还有一台演出，舞台还是演出队赞助的。就是汽车拉来的那种，开来停下，放下车厢就是舞台。还有音响灯光，看朋友的面子，也没要钱。”
文化站长说：“平时的文娱活动就是广场舞。这里离镇有点儿远，到镇上跳舞不可能。庄上有个好人广场，天天喝罢汤（吃过晚饭）就来，百十口子在那儿跳。不用谁叫，机子（喇叭）一响，都偎来了。县里的比赛，这庄两个队得奖，一个第一，一个第三。这几年，群众文化活动慢慢多了。全镇18个行政村，村村都有农家书屋。但看书的不多，都有电视、手机，啥都能看，谁还看书。各村都有体育健身器材，篮球架子，乒乓球台子，都有。过去，这里的群众文化活动很活跃，各村还都有特色，有的村是大鼓，有的村是琴书，有的村是柳琴。唱柳琴的是一对夫妻，唱得那个好！柳琴不是又叫拉魂腔吗？真能把人的魂儿拉走。还有唱坠子的，这会儿都不唱了。唱了也没人听，一是外出打工的多了，家里剩不下几个人，再就是好玩的东西多了，谁还听你唱。现在除了热广场舞，喜欢豫剧的也多。再就是喇叭班儿——现在叫艺术团——全镇有16个喇叭班儿、4个腰鼓队……都是自发的，喜欢的聚在一起，闲下来就玩儿。”
问他群众文化活动上级有没有资金支持，他说基本没有，上边拨点钱，都让镇里给扣着，你组织活动，他能给点儿钱儿，还得到活动结束了，再拿发票去报销。虽然没啥支持，但这个庄的活动搞得好，主要有花头儿这个带头人。
花头儿说：“带头管啥（有啥好处），带头得多往外拿钱。”
文化站长说：“你别叫唤了，明年给几个揉花的一人买件褂子，咱也统一服装，这样也好看。”
花头儿说：“你不买褂子能行？没看几个人的褂子都烧烂了？玩这个，我担心的就是安全，没听我老用喇叭喊，叫他们看好自家的小孩儿。我就怕出事儿。”
我接腔说：“那天我就出事儿了，喝茶的褂子，给我烧个窟窿。”
几个人都笑。然后花头儿又说：“去年，有人穿个大衣，我叫他远点儿别烧着，他不听，结果‘花’掉到他大衣里，开始还不知道，结果就烧着了。还有个喝醉了，硬闯进来，一头撞到花篮上，差点出事儿！弄这个，我最担心的是安全。”
⊙村晚
所谓“村晚”，是由农民自编、自导，在自家村里自演，自己欣赏的晚会。
电视上的“春晚”虽然好看，但对于朱楼的村民来说，都是旁人家的事，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而自办的村晚不同，台上台下都是自己人。可以零距离地欣赏，还可以随时交流互动。看这样的村晚，跟看荧屏上的春晚，感觉是不一样的。
组织一场文艺演出，是村支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的。开始时还没有春晚的概念，更没有村晚的说法。只说忙一年了，打工的也回来了，搞一场文艺演出，大家一起乐呵乐呵，显得村里有活力，几个月不见面的村民，还可以借机交流交流。
在朱楼，文艺活动是有传统的。四十多年前，村里就有文艺宣传队。丝竹管弦，吹啦弹唱，也曾热火一段时间。
从县委宣传部退休的吕副部长，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作过这样的记述：
各生产队都有农民政治夜校、图书箱，有理论宣讲员、文艺宣传员；大队有30余人的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剧目有《红灯记》、《沙家浜》、《红嫂》、《半篮花生》和忆苦思甜戏《一块银元》、《杨立备告状》等。
孩子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系着红领巾、戴着红袖章去上早学。
田野里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歌声。广播喇叭里，一段段、一遍遍的“样板戏”早已使人们耳熟能详、哼唱伴唱；赶着牛车的耕作员也学着电影《青松岭》中的老汉一样，炸着响鞭，吼开了嗓子：长鞭一甩啪啪的响，赶起大车出了庄……村中高高的大喇叭，威严而神圣地传递着信息、传递着新闻、传递着戏曲、歌曲……从早到晚，回荡在村庄、原野，回荡在人们的心头……
86岁的退休老支书，也被邀请参加这次支委扩大会议，他说：
那时的宣传、文艺确实有用，对社员有教育。当时的风气好，红白喜事不摆宴席。嫁女也不收彩礼，新人也不坐花轿，也不坐马车，妇联主任和伴娘陪着，嫁妆就是劳动工具，借个自行车，骑着就到婆家了。老人过世也不披麻戴孝，也不扎纸扬幡，生产队长主持开个追悼会，移风易俗，丧事俭办，省钱省事。邻里关系也好，都是和睦相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想想那会儿，村里村外是红旗、红语录、红墙字、红标语，一片红海洋；到处是歌声、读书声、口号声，唱歌、跳舞、演戏、赛诗会……都来咱这儿参观，上级表扬，喇叭广播，报纸宣传。
那时是金玉当书记，他是农民出身，有点文化，是他领着干的。干着干着干成典型了，他也升了官，当了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很高的职务了！咱村也是露了脸儿了，市里的报纸就不说了，《新华日报》都登了，地委领导都来了。树典型，现场会，县里领导陪着参观。当年天津有个小靳庄，《人民日报》宣传，号召全国学习小靳庄。县委召开扩大会，提出口号：“学小靳庄，赶朱楼”。
现在想想，那个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有点儿过了。唱唱跳跳有政治意义，但脱离生产就不好了。
承包责任制以后，这些活动就没有了，个别喜欢的，没有人组织，也弄不起来了。
村民也得教育，得引导，不抓教育咋行？你看现在……有两条最不好：一条是儿女不孝顺。当然，还是孝顺的多。不孝顺的也不少！过去，谁要不孝顺，在村里他都抬不起头，唾沫星子就把他淹死了。现在，各家顾各家，谁管别人家的事。这个问题最要命。二是欺骗。不是说咱村的人欺骗别人，是咱村的人被人家欺骗。什么意思？那些来推销药、推销保健品的，他不说卖啥东西，先宣传说有奖品。一听说有奖品，及早就去了，排队等着领奖品。就为贪那点儿好处，最后只有受骗。你领了奖品，能转脸就走？你得听他给你上课。哪是上课，就是搧乎你买他的药，买他的保健品。拿了人家的奖品，这保健品你说买不买吧？买了你就上当。
韩支书回身摸出一瓶药酒，说：“就这个酒，酒厂只卖20块，让那些人一搧乎，没有七八十你买不来。说得天花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