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淑侠是当年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四大花旦之一，也被请来了。敬民书记递给我一张黑白照片——四十年前，四个女人在田头演节目时拍下的——指着照片中的一个说：“这个就是侯大娘。”
侯大娘说：“这几个人中我最年轻。哎，我今年也快八十了。最大的那个已经不在了。另外两个也有九十了。都老了！”说起当年的文艺宣传队，老人一脸兴奋，说“经常去县里演出，都是坐拖拉机去。只要有来参观的，放下农活就演。她们几个都不识字，我还识几个字，不光能唱能跳，我还能编节目，表扬啥了，批评啥了，我都能给他编成节目，然后就排练，田头地边就演了。那会儿……真是，觉得才好，才有心劲儿！多少年都没这样的事儿了。支书跟我说，想再组织演节目，你看，我都快八十了，还弄这干啥，有年轻人，叫他们演。我怕不行。”
支书说：“咋不行，你得把当年的劲儿拿出来，也给年轻人做个榜样。行，你一准行。”
“你支书说行，我就试试？想想那会儿，咱村的节目都演到县里，一有演出，都是坐拖拉机去……”
几天后，我又去了朱楼。车子还没进村，就听到了乐声。乐声是从支书的院子里传出的。
朱楼是个经济薄弱村，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两委开会，或者商量啥事儿，都在支书家里。演出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都是在支书家里进行的。
我到的时候，敬民书记正埋头调音响。对于朱楼来说，这套音响太现代了，包括支书在内，谁也没摆治过这种“高科技”。目前能摆治它的，也就是敬民书记了。操作台上的灯光一闪一闪，乐声也时高时低。旁边站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儿，不声不响，眼睛不离操作台，台上的灯闪闪发亮，孩子的眼也闪闪发亮。支书叼着烟，盯着敬民书记的手，自己的手却插在裤兜里。还有个年轻人，双手抱着膀子，嘴里也叼着烟。一个穿大红羽绒袄的年轻女人，把话筒凑到嘴边，喂喂两声，又拿手拍拍话筒，再喂喂两声。还有几个人，站得虽然远些，但注意力也都在这台“现代化”上。
支书看到了我，迎上来握手，并指着两位年纪大的介绍说:“这是张老师，这是谭老师。”
谭老师是张老师的学生，说打小跟张老师念书，一直念到1976年，然后就在村里教书，一直教到现在。我就跟他聊学校的事。他说村小学现有5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没有六年级。大概看我是“县里来的”，就说：“现在的政策好了，农村教育经费有了保障，国家按每个学生700元拨款给县财政，财政再拨给镇中心校。咱这基本没有失学的，除了个别智力有点问题，自己又不愿上学的孩子，该入学的都能正常入学。学费也是全免的。”谈到留守儿童，他说，“留守儿童也有，大约占四分之一，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每天由爷爷奶奶接送上学下学，孩子的父母年年都回来……”
张老师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村里五十多岁的——包括咱支书——几乎都是我的学生。我今年67岁，打小就喜欢文艺，尤其喜欢拉二胡。我热文艺，是受父亲的影响。他喜欢豫剧，哪里有戏，他就跑去听。他也会唱，唱得还才好。那时候，咱村的文艺是最有名的。那一年，县里搞巡回演出，挑了两个宣传队，其中就有咱村的。群众文艺太重要了！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融洽村民之间的关系，也能教人学好向善。有啥不愉快的，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就把不愉快给忘了。谁跟谁有点儿言差语错的，一同登台，搭档演出，然后也就没事儿了。现在，不缺吃不缺喝，就缺个心情好。心情好了啥都好了，生活有信心，干活也有劲儿。六七十年代，活动搞得多好！这几年时兴广场舞，很多人热这个。但光这个也不行，不能都跳广场舞吧。今年搞这个（文艺演出），我看是最好了！支书太有眼光了，他支持，他不光口头支持，还自己往外掏钱。上级给咱派来了第一书记敬民同志，那是太好了！虽说他是上面派来的，但咱没把他当外人儿。他也踏实，又年轻、肯干，能走到群众中间，能为老百姓办事儿，来到第一件事，给村里安了路灯，咱村子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以前哪有路灯，是他来了才有的。老百姓对他都是欢迎的，赞成的。”
支书说：“张老师是咱的艺术指导，他和谭老师都是文艺骨干。原来我还担心搞不起来，虽然咱村过去文艺搞得不错，但多少年都不弄了，谁知能不能弄起来。现在都热抓钱儿，谁还有心思弄这些。真没想到，群众的热情还是这么高，一说报名都报名，不让谁演谁都不愿意。”
张老师说：“六七十年代，俺父亲和金玉书记一样，都喜欢唱戏。那会儿，可红火了！上头也高兴，群众也满意。后来就断了。现在，咱韩支书还跟当年的金玉支书一样，也热文艺，支持文艺。他一说要搞演出，人就聚来了，你看今天来多少人，都欢迎这个。那边舞台也搭好了，都攒着劲儿，就等着登台了。”
支书马上接着说：“搭这个舞台可不容易。村里没收入，两手拍啪，啥也没有。把我家的楼板儿拉过去。还有砖，也拉过去。还得买白灰、买砂子、买水泥，这几样，我就花了2000多块。又花钱请了5个工人，总算是弄好了。工人走了，我去一看，觉不行，这么冷的天，刚抹的水泥，那不冻坏了？拉了草苫子盖上，才算放心。我弄这个，家属开始不理解，昨晚叨叨我半小时，说我当的是赔钱的支书。其实，她就是嘴上说说，叨叨完了，啥事儿没有，跳舞去了。嘴上说我埋怨我，但她也没挡着我，我拉去的楼板她也没给拉回来，我盖上的苫子她也没给拽下来。这也就算理解了。妇女家，也就是个嘴。”
支书说着，掏烟让了一圈儿，有接的，有说不会的，他就自己点上，抽一口，然后把烟卷儿放在手里捻，边捻边说：“我弄这个，不光家属不理解，群众也有不理解的，说支书你弄这些有啥用？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就是啊，弄这些究竟有啥意义。但是细想想，还是有意义的。现在的人啊，都变了！出去打了几天工，回来就嫌弃农村了，说农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跟人家城市比。咱就是个农村人儿，你就过你的农村日子，跟人家城市比啥？没想想你是咋长这么大的。农村把你养这么大，你出去转了一圈儿，长了本事了，回来就嫌弃农村了。还有些村民，闲着没事，张家长、李家短，说三道四挑是非、扯老婆舌头，这不都是闲的！”
我笑着插一句：“能在一起扯，说明村民之间还是有交往的。城里人可不扯，住在一个楼里，三五年互相不认识，这倒没有老婆舌头扯，但人情味儿也没有了。”
支书没接我这个腔，仍然按自己思路说：
我年轻的时候，有回路上遇着下雨——我穿着皮衣，有点儿雨也不怕——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拄着根拐棍儿，走走停停。我下车问她上哪去。她说去李楼。李楼还有一大段路，这么大年纪，颠着个小脚，雨还下着。我说你上我的自行车，我送你回家。
那会儿，遇到老年人，你敢骑车子驮她回家。现在你敢？
还有一回，俺家属拉车运草，也是遇见个老人，小脚，走路颤颤巍巍。家属说，你这样啥时能到家？上车吧，我送你回家。到了家，老人也是感激，跟俺家属说：谢谢神！谢谢主！弄得她哭笑不得，说，你看，你看，我费劲巴拉地送你回家，你不说谢谢我，你谢谢神，谢谢主，是神送你来的，还是主送你来的？说起来都是笑话。
现在，农村变了。你比如，过去谁家婆媳不和，或者兄弟纠纷啥的，谁都能上去劝说劝说。本来就没啥大矛盾，有人打个圆场，给个台阶，该赔礼赔礼，该给面子给面子，事儿就了了。现在呢，遇见谁家有搿气、打架的，要么躲着装作看不见，要么站一旁歪头看热闹。谁也不劝说，都当看小品。这是为啥？社会变了！不是变好了，是变坏了！啥原因？素质！素质啥原因？教育！咋教育？光讲大道理？上面号召搞群众文化，这个好！广场舞，村村都搞，镇里比赛，县里比赛。就说咱村吧，也是天天晚上跳。咱村条件差，场地也没有。我家门口是大路，还算平坦点，就在那儿跳。广场舞好是好，不能都跳广场舞吧。比如年纪大的，想跳也跳不起来了。俺就商量着，得把咱的传统拾掇起来，搞多样化的文体活动。这不，舞台咱也建了，等水泥干了能站住人儿了，咱先演一场。过年正月十五再演一场。舞台咱也不拆，啥时想搞就搞它一场。每周一次行不行？不行就每月一次。图个高兴嘛。人家都过得开开心心，咱为啥不能也开开心心？再说，文艺活动也是一种教育形式，有了好的事情，编个节目一演，就都知道了。有了不好的事情，比如，乱倒垃圾的，不孝顺爹娘的，扯老婆舌头的，咱就编个节目上台演，也算是对这种现象的批评。时间长了，素质也能提高点儿，你说是不？
咱村是个贫困村，一分钱没有，多亏敬民同志，从县里给咱争取一套音响。这套音响高级了，镇里都没有。村民也有想唱歌的，但村里没条件，只能到镇上花钱唱，一块钱一首，过过瘾就得好几块。还不光是钱的事儿，主要是不方便，得跑十几里路，等跑到地方，也累得不想唱了。现在音响有了，还得需要钱。你得耗电吧，不光音响本身耗电，灯光也耗电。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别说这个钱，新安的路灯，电费都是从干部身上出的。你有给村民办事儿的心，没钱你也办不成。这套音响的电费，也是没有出处。咋办？我先掏呗。原来也想搞光伏，这个还真好，不光解决了自己的用电问题，电发多了还能卖钱。事儿虽然是好，结果也没弄成。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啥事儿你都不好办。再说往学校去的那个桥，前儿下雨，把桥冲断了。还算好，往上跑了几趟，“小公基”项目给了点钱，总算把桥修好了。那个桥，我一直担着心，老怕出事儿。有一回，机动三轮把桥轧塌了，车也翻沟里了，幸好没伤着人。今年夏天那场雨，我打着伞，在桥头站了两个多小时。送孩子上学的三轮车，都打桥上过，骑得又快，泥路又窄又滑，水有两米多深，还是个急转弯儿，孩子坐在车里，滑到沟里就不得了！哪家的孩子都是宝贝疙瘩，出了事儿咋办？我站在那里，跟个交警似的，谁来我就叫他下来推着走。
扯得有点儿远了。还是说咱的文艺演出吧。村里成立了文艺演出队，我当队长。还打算给文艺骨干发证书。这样朝外一公布，报名的多了！选了一部分，排了几个节目。有婆媳同台演出的小品《婆媳情》。婆婆也是金玉书记那会儿的文艺骨干。
腊月二十四，天气晴好。
村里热闹起来，南北大道的两端，还有自西而来的水泥小路，三个方向的人车都往这里赶。多是电三轮，也有两轮电车，也有四轮私家车。三轮多由女人驾驶，车上坐着孩子或老人。更小的孩子，或被车上的老人抱着，或由开车的女人亲自抱着。一手掌住车把，一手揽孩子在怀里。孩子也很合作，一点儿也没影响车的速度。还有很多提着矮板凳、扛着长条凳，走着过来的。
舞台在村卫生所大院儿里，门外横七竖八停着各色车辆，院内院外的人跟庙会一样多。一根长绳从大院上空穿过，绳上拴着许多红灯笼，几条彩带在风中舞着，四周的墙上也都插着彩旗。
敬民书记专注地操作着音响，随着操作台上的灯光闪烁，声音也时大时小地变换。突然，一声啸叫，惊得人们转身后躲，几个孩子连忙捂住耳朵，抱小孩儿的女人，赶紧把孩子的头脸拿手遮住。
第一书记敬民，既是策划和导演，又是演出的音响师。演员队长是支部书记，他负责演员的组织。两委其他成员则散开来维持秩序。
支书悄悄跟我说：“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场面了。但我有点儿担心，几百人在这里，万一……安全是我最担心的。”
观众大都自带板凳，没带板凳的就在外围站着。一些孩子坐不住，在人堆里钻来钻去。
我们被邀在第二排就座。中间几只木方凳，两旁是些矮小的凳子。前面一排是孩子的座位。刚坐下，后面就有人说：“挡住了，挡住了。”我有点儿坐不住，但也不好起身就走，毕竟是村干部的盛情。方凳横放了，是比刚才矮了些，还是会挡后面的视线。虽然后面不再抗议，但我还是觉得不安。熬了几分钟，说了声“出去拍几张照片”，便起身绕到了人群外面去了。
两个多小时，十几个节目：声乐、器乐、戏曲、小品、快板和舞蹈。下自七八岁孩童，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依次登台。琴声、鼓声、唢呐声，歌声、笑声、掌声、欢呼声，一阵又一阵。演员下台又成了观众，观众上了台就是演员。计划内的节
